澎湃思想周报｜哥伦比亚税改引抗议；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

哥伦比亚示威浪潮：反对不平等与固化不平等

2021年美洲杯足球赛原由阿根廷与哥伦比亚联合承办，但5月21日传来消息，哥伦比亚不再担任本届赛事东道主。这并非仅仅源于该国新一轮新冠疫情的冲击，更与自四月下旬爆发、几乎与疫情同步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密切相关，这场持续动荡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危机。

4月28日，总统杜克（Iván Duque）宣布将推行财政改革法案，计划增税并缩减政府支出，此举瞬间点燃了民众的愤怒。尽管杜克在5月3日撤回原改革方案，承诺将基于“政治共识”重新拟定草案，财长也因此辞职，但街头抗议并未平息。随后杜克的强硬表态及警方在处理大规模示威时的暴力行为，反而激化了更深层的社会对立。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民众持续参与街头抗议活动。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税制改革已是九年前的事。此后人口持续增长，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国内虽与反政府武装达成和平协议，但有组织犯罪率攀升；对外还需应对因国内危机涌入的委内瑞拉难民——据估计人数约180万。面对这些挑战，全球新冠大流行更令哥伦比亚局势恶化：公共卫生系统超负荷运转，去年实施的居家令对贫困家庭及普通民众的生计造成重大打击。截至目前，该国累计确诊超270万例，死亡人数逾7.5万。

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或许是当局为维持财政平衡与国际信用评级所作的努力，但其引发的抗议规模可能超出政府预期。4月底至5月初，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罢工，众多货车司机停工导致必需物资运输受阻。政府方面试图淡化冲突的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在波哥大、麦德林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等地，大量公共设施遭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已导致19人死亡、800多人受伤。当局多次强调示威对疫情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确保抗疫物资输送。

然而抗议至今仍未停歇。持续近一个月的全国示威中，学生团体加入罢课行列，与工会等组织共同要求与政府对话。参与抗议的城市工薪阶层及中产阶级不满足于税改方案的撤回，他们呼吁政府推出更深层次的改革，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后者正是杜克归咎于此次抗议的对象。警察在应对示威时的暴力镇压行为，也是抗议持续蔓延的重要原因，前总统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已公开呼吁杜克对警暴问题负责。

据半岛新闻网引述观察家分析，哥伦比亚此次全国示威源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两者在疫情期间均有所加剧。与此同时，疫情持续冲击社会与医疗体系，造成巨大损失。随着警暴问题在示威中凸显，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信预计将进一步恶化。

除了警民冲突，这场全国性危机也暴露并加深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阶级分化。《卫报》报道指出，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森严的等级秩序，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以及土著与非裔族群被忽视。尽管反对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也是土著群体的核心诉求，因此有部分土著人士加入和平示威，但“市民”与“土著”间的历史差距在持续示威中被进一步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堵塞交通，并试图向一处富人区推进，却在临近区域遭遇由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据称更有来自富人区的武装人员向示威者开枪。类似场景在当前的抗议活动中并不罕见。当局将重点指向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以往活跃于乡村的左翼游击武装），有意淡化民众内部、尤其是贫富之间的矛盾，而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也未能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多来自农村，在种族、政治利益及公共安全历史上常被视为非“市民”。

卡利一所大学的教师卡洛斯·冈萨雷斯（Carlos González）指出，当局未能意识到许多抗议者实际上是城市中产阶级，而非农村游击成员。另一方面，受访的富裕阶层常将警察视为自身与国家的保护者，这反映出该国社会矛盾与认知分歧的严重程度。

实际上，土著居民在哥伦比亚遭受污名化与种族歧视并非新现象。至今他们仍常被指控与贩毒集团合作或参与农村游击活动，这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分层。尽管土著与城市中产阶级拥有相近的政治诉求——反对社会不公与有组织犯罪，但即使这些议题得到当局重视并得以解决，土著群体也未必能从中受益。

如今的哥伦比亚仿佛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长期的结构性社会问题之外，疫情加剧了不公与犯罪，而示威抗议又拖慢了应对新一轮疫情的步伐。5月20日，邻国巴拿马宣布将暂时关闭与哥伦比亚的边境，以防疫情扩散。此前哥伦比亚曾重启边境与航运，但近期疫情恶化令巴拿马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当前哥伦比亚疫情仍在蔓延，当局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以不同方式持续撕裂社会，杜克总统与其政府所需提供的恐怕不仅是一份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更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仅是设想——以安抚民众及这个长期受不公与暴力困扰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 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石油黄昏中的沙特阿美

五月初，独立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Sebastian Castelier）在独立媒体“东方二十一”（Orient XXI）发表评论，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末代巨擘”，探讨全球最大产油商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如何在全球经济逐步脱碳的过程中持续获利，力图使沙特成为石油黄昏时代的引领者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空客公司2020年9月发布的三款概念机型谈起。新冠疫情给民航业带来史上最严峻危机，促使空客启动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目标在2035年推出首架“零排放”飞机。宣传视频展示了三种氢动力机型，其中包含采用翼身融合设计、可搭载200人的飞行机翼。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降低碳足迹带来希望，但“绿氢”（通过可再生能源电解水获得）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难以脱碳的行业，石油依然不可替代。英国石油公司（BP）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可能介于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在2030年前将油气产量削减40%。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则预计，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1.09亿桶。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缓慢的全球脱碳进程中看到了持续从石油中获益的机遇：“我们认识到可持续能源方案对加速平稳的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现实是这需要时间，因为许多地区缺乏石油替代品。”这段声明由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Amin Nasser）于2021年3月发表。这家被视为沙特经济命脉的石油巨头，供应全球十分之一的原油，并期望在未来五十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拥有开采浅层石油储量的优势，使其生产成本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利雅得能够在损害环境的同时出口“低成本”原油。石油生产占全球海运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分析了沙特阿美宣扬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声称其生产的石油清洁度全球第二，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在石油时代末期扮演关键角色。这种“低碳”论述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资助、2018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占全球产量98%的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数据。文章结论指出，每桶沙特汽油从开采、处理到运输至炼油厂的过程仅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世界第二低。据此公司宣称，使用低碳原油至本世纪末有望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总量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能源专家吉姆·克兰（Jim Krane）认为：“沙特阿美公布这些数据可以理解。这有助于塑造其正面形象，并使其可以宣称，使用沙特石油的碳排放低于其他来源。”

通过倚仗“矮中取长”的论述，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总量的问题。专注于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环境约束与恢复策略的专家亚瑟·凯勒（Arthur Keller）指出：“坚持走到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末代巨擘’策略是一种危险谬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玩火自焚。当前核心问题应是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可能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这种自私顽固的牟利行为更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所有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部分变得不宜居住，尤其在夏季。

卡斯特利耶继续分析道，在全球减产趋势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Carbon Tracker）称，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特别是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较工业化前），到2040年主要上市油气公司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碳排放占全球4.8%。反其道而行，该公司计划将石油日产量提升至2.13亿桶，即比2020年4月创下的纪录增加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减产所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Occidental Petroleum）的做法——该公司今年1月宣称向印度出口了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全球首次），但这一华而不实的声明实为通过购买碳信用抵消排放的100万吨碳。此举备受批评，既因补偿方式缺乏透明度，也因它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是少数拥有“强大杠杆”能力、可引导国际对话向深刻变革经济体系与生活方式方向发展的国家之一。“理想情况下——尽管所需意识形态信念极高，近乎幻想——产油国联盟可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石油，以确保向尽可能脱碳、脱塑的文明过渡，那些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享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继而批评沙特阿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竭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体面角色，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难以兑现透明度承诺。公司上市说明书中标榜的碳足迹实际被低估达50%，因未计入许多炼油厂与石化工厂的排放。虽承认错误，公司仍拒绝将合资工厂纳入碳评估。持股商人萨利赫·奥马尔（Saleh Al-Omar）称：“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沙特阿美这样掌握国家命脉的实体，规则不宜过严。”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一批拒绝披露Scope 3排放量的上市油企之一。（温室气体排放分为直接排放Scope 1、基于电热使用的间接排放Scope 2及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Scope 3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的运输、使用、废弃等环节。）这些通常占油企总排放量的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排放占全球4%。不过，缺乏透明度的并非只有海湾油企，美国埃克森美孚直到今年才首次公布Scope 3数据。

此类做法使政府与工厂难以获取“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础数据，同时也影响公共健康。据美国环保署（EPA），石油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有毒空气污染物）的最大工业排放源”，被怀疑可能致癌并引发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指出，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ed Ben Salman）对异议的镇压剥夺了公民向沙特阿美问责的可能。此外，该地区各国政府对公共辩论的严格管控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识。

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研究显示，尽管环保意识有所提升，但“相当一部分”人口仍处于“无知”状态。18至24岁年轻人中，近一半表示从未听过或不确定“碳足迹”的含义。这种无知让沙特决策者无需纠结于棘手辩论，也不必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末代巨擘”所可能付出的人道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