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足球成为全球瞩目的中心。然而，拉美国家几乎将这场世界大赛转变为美洲杯的舞台，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上届冠军西班牙队以0:2败给曾经的殖民地智利，成为本届杯赛首支被淘汰的队伍。有网友戏谑道：从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他们在拉美地区强势统治了四百余年；而这一次，西班牙队仅仅停留了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是因为他曾以优美文笔追忆这项美丽运动——写下《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知名的左翼斗士以笔代剑，创作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檄文将五百年间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地残酷掠夺的历史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有；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文字犀利、影响深远的著作，成为出版界的长期畅销书，亦被视作拉美左翼的“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界代表，似乎有些“转变”了。在世界杯开幕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办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著作流露出些许反思。他坦言，“我当初试图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并不具备相应的学识积累。”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大变化，我自己也有所改变。”那部作品“属于过去那个时代”，“我无法再重读它，否则会感到不适。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翼的笔调过于沉重，我的身心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的多样性。直至今日，仍有人将多样视作威胁。值得庆幸的是，多样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景象变迁。20世纪末至今的东亚经济腾飞，为加莱亚诺曾经的信念提供了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因大宗商品繁荣迎来的“增长十年”，或许更让他体会到坚持旧有观念的沉重。实际上，相较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乐于称赞的。这一转变之所以发生，或许是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曾忧郁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说西班牙语”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加莱亚诺本人，拉美民众也逐渐淡忘历史。有迹象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令人意外的热情，对过去新旧殖民主义带来的伤痛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宽宥。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在思潮涌动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如今，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与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约为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抱持正面观感。同时，皮尤在2002年与2010年对8个拉美国家民众的采访显示，在关于“外国大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正面的。调查还指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向”，马杜罗总统面临的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度上演，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激昂宣言，从感叹号转向问号。这些以往及当下更多强调外部威胁的论述，或许不得不向内审视，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与拉美国家的著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会面地点！），探讨两个美洲的发展与欠发达问题。会上，地理、文化、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及自然环境等因素被归为“难以解释差距的要素”，因为它们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已被证伪。不过相较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常被视为现代民主与市场经济的障碍。但耐人寻味的是，在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奉天主教。或许比起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为有力，也更为深刻。“在拉美，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他不仅强调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重视政策与社会结构的解释作用。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后果，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变革。同样，持续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拉美发展滞后，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其制度设计仅顾及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与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榨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由发达状态重新滑落至欠发达状态。无怪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说，世界上存在四类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以及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某种引力的作用——民粹主义的诱惑。自1930年起，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脱身。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局依旧。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以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组建一个国家思想智库”。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并非受此诱惑最深的国家。经历十年的增长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仅与大宗商品相关，而与技术、创新、效率无涉，进步似乎在此仅绕了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仅0.6%。有传言称，巴西正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