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坛名宿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卫报》的独家访问，聊到了他与欧足联的往来，以及对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淡淡的雾气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让这座结构鲜明的建筑显得更加庄重。在对街的一栋大楼中，博班正与记者们围坐在俱乐部食堂的一角，一边品尝墨鱼汁烩饭，一边讲述自己回归的缘由。食堂的另一侧，正是他年轻时在迪纳摩青训营生活休息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成长的岁月，逐步崭露头角。“从情感上讲，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一页，”博班注视着周遭熟悉的场景，回忆涌上心头，“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里呢？”

他的足球旅程早已踏遍世界各地。在管理岗位上，博班的每一段任职时间虽不长，却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若不是过去十年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要职时的积极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他从欧足联高调离职后，许多人认为这位有思想、讲原则的人物还能登上更大的舞台。然而现实却是，他的天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既变得具体又更加开阔：在苏黎世和尼翁担任职务时所拥有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远去，但没有什么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之下，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评判。

当天的报纸就是明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以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尖锐的批评纷至沓来。“人们都说耶稣是个好人，”他平静地说，“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对吗？可他们还是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凭什么能躲开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呢？”

这番话颇具博班特色。半年前，他强势回归，起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当选主席。他决心重塑这支他19岁就担任队长、并在34年前离开前往米兰的母队。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然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阴云中的俱乐部重现活力。面对这项挑战，他分文不取。

“我一生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们，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语气坚决，“所以当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时，我怎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待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如果我那样拒绝，就是背弃了我一生信奉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共处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自己的愿景，也不回避那些需要理清的难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正案极不合理，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他当时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代，博班随AC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他涉足政治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首这段经历，是否有遗憾？

“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一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很好，与他的家人也相处愉快。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并清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的道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绝不后悔。这件事我反复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般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宠坏的人那样任性。我仔细权衡，给了自己思考的时间，也给了别人消化的空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是如此。”他承认，如果没有那次裂痕，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一样。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自己任内，这个曾经“惶恐迷茫、失去方向的机构”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决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辩护——他正是该项目的核心倡导者之一。

博班认为，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完全不同，”他表示，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消耗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掷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初衷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利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借此“利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念头，太过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人物和所有这些事情。”

“起初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目标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己和国际足联产生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可他正把它往这个方向推，这是可悲的。”

“但这不能抹杀他之前做过的所有好事，这并不是因为我曾与他共事。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唐事’把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此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血与激情相结合。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是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的。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触动，但这样的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渐行渐远的足坛中立足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表示，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实现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没有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不少核心圈内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少到了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一组的小组赛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当前的世俱杯赛制，他忍不住提出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扼杀’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地讨论着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问题”——加时赛。这不禁让人担心，这位曾能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地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拥有不少支持者。难道他不会再次动心尝试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雾气已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了暴力冲突，博班飞踹警察，就此成为民族英雄。与部分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性的时刻，并非关乎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他收到国际足联邀请之前，博班就已获得了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深入研究历史吧，”他说道。那么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带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仍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尝试与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